陶煌蟒 摄

“无论旅日生活多么不便，我永远不会更改我的国籍，我就是如此偏执地热爱我的祖国。”旅日华侨惠京仔在日本军国主义环境下成长，这一生对中国充满牵挂。

9月3日，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名海外侨胞来华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观礼，其中，5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侨胞代表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并出席招待会，惠京仔就是其中之一。

回忆起童年，包裹着惠京仔的是军国主义带来的羞辱和欺侮。投来恶毒眼光的同学，拳打脚踢的老师，时刻等着“歼灭”自己的军警。而这一切的来源都只是——“她是弱支那的孩子!”90年前，18岁的山东邹平县农民惠葆祯流落到大阪和东京等地的中国餐馆当学徒，后来与一位在日本出生的山东姑娘结为连理。婚后他们迁居新潟，并在那里开了自己的中华料理行“保盛轩”，惠京仔就出生于此。

“不管我多么努力，考试第一，学校就故意把我排在最后一名。被选入参加书法展，老师们就拦住我踢打恶骂。每天出门，身后总少不了有军警跟着。”那时，惠京仔激励自己，他们可以打骂我，但自己的精神永远不能输，还是要努力学习。

直到南京陷落的那天，9岁的惠京仔也一起陷入黑暗。那时，全校师生都拿着太阳旗唱着赞歌上街游行，而惠京仔则被作为战败国“支那之子”，被软禁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

一说起这些，年过八旬、温文尔雅的惠京仔眼泪流了下来，“老师要我两手伏地跪在他们面前，大声喊，我的国家战败了，实在对不起，请原谅。然后我没忍住，哇的就哭了。”

类似一桩桩的奇耻大辱让惠京仔变得越发坚强，她坚信，“我的祖国必将有强大的一日。”这也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惠京仔10岁就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医生，日本军官和老师嘲笑她，“是想去治疗你们支那的伤兵吗?”她的回答义正言辞，医生不分国界，救治的都是病人。

多年后，她的理想成真了，并成为日本新潟山东医院的院长。而当年一位打骂她的老师晚年患了肾病，来到惠京仔的医院，最终还是由这位当年被视作眼中钉的学生亲手帮他做的透析。每每思及此处，惠京仔不禁感慨造化弄人。

自197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惠京仔就以日本著名肾透析专家的身份，每年至少回国一次进行学术交流，赠送人工肾透析装置以及其它设备，培训医技人员，帮助全国多地建立人工肾透析室。

据翻译胡晓霞介绍，惠京仔始终坚持奔走于日本国会议员之间，帮助所有在日外国公民维权，以至现今，持中国护照者在教育、生育、医疗、养老等福利方面，与日本公民同等对待。

“祖国邀请我参加了建国50周年与建国60周年的阅兵观礼活动，今天又让我登上城楼观礼。”惠京仔对此激动不已，“在我心中，站上城楼是所有旅日侨胞共同的荣誉，可以说，儿时的决心，我现在实现了。”

惠京仔告诉记者，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渲染仇恨，而是让世人了解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决心。“中日战争带给两国深深的伤痕，要等今后真正的中日友好关系被构筑起来的时候才能痊愈，我们将恩仇置之度外，让更多家庭继承中日友好。”(完)